正如世界首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强调的，充分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

中国区域经济新版图初现记者注意到，仅今年，发改委先发布了《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规划中该区域人均土地面积约4亩，拥有未开发利用土地811万亩，其中多为国家鼓励开发的盐碱地、荒草地，适宜大规模开发建设。

黄河三角洲被誉为中国最具开发潜质的大河三角洲，在全国沿海经济布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如果黄江三角洲顺利成为生态经济开发区，那么最为受益的就是山东随后，国务院先后批复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等7个规划，加上即将公布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今年将有8个区域规划获批。生意社12月04日讯 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中国最后一个大河三角洲———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此前已获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有望于近期正式下发有关文件。中国区域经济新版图初现记者注意到，仅今年，发改委先发布了《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山东首期投资1.5万亿在山东省政府起草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中，特别提出建设重点湿地保护区，同时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种植业基地以及发展生物制药、生物能源和生物制造产业。拥811万亩土地储备据知情人士透露，规划中的黄河三角洲，地域范围包括山东省东营和滨州两市以及毗邻的潍坊、德州、淄博、烟台的部分县市，总面积2.65万平方公里，约占山东全省面积的六分之一。实际上，在幕后操纵这场变故就是企图廉价攫取斯拉夫石油公司的两大寡头：西伯利亚石油公司老板阿布拉莫维奇，以及阿尔法集团（控制秋明石油公司）老板弗里德曼。

即使蒙古《矿产资源法》不向收紧外资待遇的方向修订，现行某些规定也给外资制造了可观的潜在征收风险。尽管《赫尔姆斯-伯顿法》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抵制，但只要美国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这种行为就不会停止。现在，津巴布韦副总理穆坦巴拉又成为西方在黑非洲着意扶植的头号政客。加快组织海外华人商会，借助集体力量增强海外华商抵御政治性风险的能力。

根据这些规定，蒙古各省有权随时将辖区内的任何区域作为特殊用地加以保护。第一条原则是与我国外交总体战略协调一致。

第二条原则是事前安排为主，事后措施为辅。在时机选择方面，初级产品跨国开发投资的成本和政治性风险取决于东道国企业和政府的谈判地位，而东道国企业／政府的谈判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该种初级产品行情。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总体降低，蚕食式征用风险日益突出，但在某些西方大国的能源开发投资存在潜在的征收风险。国际市场行情低迷之时才是我们大举参与的好时机。

保险难保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存在一定缺陷。将部分开采项目的特许权使用费从1%提升到了16.6%，有关石油项目的收入所得税率也从过去的34%提高到了50%。海外投资中的政治性风险传统上划分为战争和内乱风险（政治暴力风险）、征收风险、汇兑限制风险（转移风险）、违约风险、延迟支付风险5类，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产业，政治性风险有着不同的特点。因为，在争夺资本和人才的竞争中，繁荣的出口初级产业将汲取大部分资本、人才而令其制造业部门相形见绌，初级产品出口的繁荣又将提高本币汇率，进一步打击本国制造业在开放经济中的价格竞争力（俄罗斯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

这条原则的内涵是主要通过事前的主动安排降低遭遇政治性风险的概率，其次才是在遭遇政治性风险之后通过补偿、索赔之类被动的事后措施来化解。假如一国石油之类可替代性很低的大宗战略性资源主要蕴藏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独占这种资源收益的动机将刺激该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分离主义思潮和行动，传统战争、内乱、恐怖行为等风险也就更难消除了。

美国对外资的限制包括投资行业限制和企业股权限制。俄罗斯曾邀请中石油于2002年底参加竞购斯拉夫石油公司74.95%的国有股权。

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在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或地区，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性政客的手段相对较少也往往不够强硬，地方性政客更重视当地民意（无论这种民意是否理性或失之狭隘），地方政府的这种道德风险水平较高。此外，完善政治性风险应对体系的前提是正确评估风险、实施相应的正确经营管理策略。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并非万能工具，其覆盖面必须设立一定限度，否则可能超出国力承受限度，同时激励投保企业的道德风险。大部分政治、经济秩序比较稳定的国家一旦放松外汇管制，通常就会尽力避免恢复，以免损害国内外投资者信心，除非遇到了无法克服的货币危机才会援引国际收支例外原则暂时恢复强化外汇管制。汇兑限制风险（转移风险）总体大幅度降低，但部分金融危机高发国转移风险仍然较高。企业如果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或是对美国出口业务规模较大，面临的这项风险就较高。

但在现行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下，这些海外注册的上市公司无资格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海外投资政治性风险，致使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某些重点领域（如电信、石油、电力）不能利用政策性海外投资保险工具规避政治性风险，对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本来目的构成了明显的损害。由于着眼于中央政府权位的全国性政客必须较多地考虑国家外交利益，地方性政客则无须顾及国家外交利益，因此，中央政府的这种道德风险低于地方政府。

即使因此与企业自身利益产生一定冲突，企业自身战略也必须服从国家战略。而且，内地带有行业垄断色彩的大型企业集团海外上市后通常由上市子公司不断向集团母公司收购资产，最终实现整个集团公司上市，整个集团公司的具体营运重心相应日益向在海外注册的上市公司转移，其跨国经营职能也相应日益由在海外注册的上市公司承担。

除了参与国际调解与仲裁之外，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政府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多边投资保护机制、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证三个组成部分的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应对体系价格调整幅度不能太大，调整频率不能太高，与国际接轨需分步实施、逐步到位。

从今年年初到年末，天然气价格改革方案一直在发改委与石油企业的酝酿、商讨中。我国的天然气供应本来就比较紧张，就像是走钢丝。中国石油财务部人士告诉记者。加权平均或被敲定气荒的本源在于天然气价格机制的不合理，这一论断为业内公认。

气荒揭开了天然气产业的条条伤疤。另一方面，上游调价频率和幅度过高，下游企业常常措手不及，经营管理风险加大。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天然气经济研究所信息经济研究室主任胡奥林告诉记者。中石油已经将价格改革方向和原则下发给管道和天然气分公司，以便于开展2010年的天然气销售工作。

届时，广东、上海将成为国内气源最为复杂的地区。天然气价格改革的方向是确定一个相对综合性的价格，衔接国产气和进口气。

气荒的造成到底是有心无力，还是刻意逼宫？央视一辑题为《天然气荒，不天然》的报道更是激起了社会的纷纷议论。国外气价与国际油价接轨，价格在一定范围浮动，到底以什么样的基准确定国外气价？另外，国内气量根据什么原则确定，不同气源地气价不同，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核算方式？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天然气经济研究所胡奥林主任对上述公式的可行性并不看好。目前改革方案已经最终确定，即将上报国务院，预计最终方案将在年底对外公布。接近价格改革方案制定的人士告诉记者：发改委已经在地方物价部门和燃气公司内部下发通知，今后天然气上游调价下游可以顺调，不再召开听证会。

上述地区存在多条管线串联协同供气的现象，难以区分气源所在地和管输路径。除此之外，国外天然气按照能量计量，而国内天然气采取体积计量。

例如某地区今年天然气消费量为10亿立方米，如果2010年需求增加到12亿立方米，那么所增加的2亿立方米完全按照国际气价核算，其余部分按照国内气价计算。此前，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副总经理周志斌接受记者采访时，拿出更为具体的价格办法。

上述综合性价格价格方案被多位业内人士称作加权平均法。雨雪天气只是此次‘气荒的诱因。